班固论“文”的文字，既见于《汉书》等专书，又见于《离骚赞序》《两都赋序》等文章。在《汉书》中，班固诚然还莫得有益列“文苑传”，但从其《叙传》可见，他为一些东说念主物立传，接洽就在于文学的孝顺。雷同是为司马相如作传，并且班书之传基本照抄迁史，致使赞语亦类似，但其作意却似同而有异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称：“演叨之事成人网站，大东说念主赋说，靡丽多夸，然其指风谏，归于浅薄。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。”《汉书·叙传》则说：“文艳用寡，演叨虚假，寓言淫丽，托风终始，概念博物，有可不雅采，蔚为辞宗，赋颂之首。述《司马相如传》第二十七。”史迁重在强调相如赋旨在讽谏并归于浅薄，列其传在《西南夷列传》之后，因而其作意是为文学家立传还是为政事家立传才多有争议。但班固却相配明确，论其赋一是文艳寓言、托讽终始，二是概念博物、有可不雅采，三是蔚为辞宗、赋颂之首，均从文学立论。恰是从这个真谛上，不错说，班固是自愿为文学家立传的第一东说念主。

  班固论“文”时，意志到了其所具有的价值和真谛，并将之提到较高的位置，如说赋“斯事虽细，然先臣之老式，国度之遗好意思，不行阙也”（《两都赋序》）。虽莫得像曹丕那样称之为“经国之伟业，不灭之盛事”，但视为“国度之遗好意思”亦然前所未有的。因此在《汉书》中，他纲领了无数文件，包括了诏令、奏疏、谏议、诗赋、书札等等那时通盘体裁。他也防御到了“文辞”之于作家文学地位的贵重真谛，记时东说念主评价董仲舒、司马相如、吾丘寿王、主父偃、朱买臣、严助、汲黯、终军、严安、徐乐、司马迁这些东说念主士，具有共同的特质“辩知闳达，溢于文辞”（《东方朔传》）“文辞并发”（《地舆志》）；他叙述屈原时，称“其文弘博丽雅”“后世莫不究诘其英华，则像其沉稳”（《离骚序》）；惊奇司马迁“有良史之材”时，很敬服于他写《史记》时“善序理由”的叙事特征、“辨而不华”的念念辨品性、“质而不俚”的话语作风、“不虚好意思，不隐恶”的史家骨子。而在《汉书》列传引述传主文章时，班固未必也揣摩与评价文章的写稿特征与作家写稿情态，如《邹阳传》记录，邹阳看到吴王刘濞有谋反迹象，因而奏《上吴王书》，班固说它接纳了“先引秦为谕，因说念胡、越、皆、赵、淮南之难，然后乃致其意”的手法，原因就在于“其事尚隐，恶指斥言”。

  然而，班固论文最为柔柔的还是文章的政事作用与说念德真谛，永久遵照儒家的评价尺度。儒家重德尚义，所谓“用德彰厥善”（《尚书·盘庚》）“敬德保民”（《尚书·酒诰》）。在孔子的表面体系中，仁、义、礼、知、信实验都领先是说念德的要素，强调个东说念主教育，在此基础上条款用说念德来处分国政，这么才调取得众人拥护而收到处分的成果：“为政以德，比方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”（《为政》）。儒家重文尚乐，主见“念念纯真”，尽头强调“兴不雅群怨”的社会作用。班固论“文”，领先坚捏的亦然“德”的尺度，这有两个卓越弘扬，一是强调文学“补于世”的社会真谛，二是保重“五经”的说念德原则。

  当作历史著述，《汉书》收录了不少时文，除了朝廷的诏书外，收录最多的是朝臣的谏议文字。有的仅仅几句谏词，如《高帝纪》：“汉王欲西归，张良、陈平谏曰：‘今汉有六合太半，而诸侯皆附，楚兵罢食尽，此天一火之时，不因其几而遂取之，此养虎自遗患也。’汉王从之。”还有好多单篇谏议，如中文帝“除盗铸钱令成人网站，使民放铸”贾谊上五百余字谏书（《食货志》），汉武帝欲起上林苑东方朔直言以谏，贾山向中文帝上《至言》借秦为谕“言治乱之说念”以谏，等等。此外，其收录的“上书”“对”“奏”“疏”等，亦多为“言得失”之作，接洽的是政事的真谛。班固推重的是“立名于后世，冠德于百王”（《叙传》）的儒家东说念主买卖境，《幽通赋》所说“复心弘说念，惟贤圣兮”“舍生取谊，亦说念用兮”。趣味古圣先贤的榜样力量，强调以身殉难的价值不雅念，趣味朝闻夕死的求说念精神，是儒家的说念义，亦然他我方的心声和追求。在《楚元王传》赞中，班固明确说：“自孔子后，缀文之士众矣，唯孟轲、孙（荀）况、董仲舒、司马迁、刘向、扬雄，此数公者，皆博闻强记，融会古今，其言有补于世。”是否“有补于世”，恰是班固在《汉书》中纲领、批驳文章的贵重尺度。在《贾谊传》“赞”中他说：“（贾谊）凡所著述五十八篇，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”，《晁错传》“赞”称“论其践诺之语著于篇”，均为此意。接洽正在于“掩恶扬善，不雅风察俗”“可使夫雕虫小巧者，闻义而知徙”（刘知几《史通·载文》）。

  在论“文”时，班固领先垂青的亦然其讽谏真谛。在《司马相如传》中，他得意司马迁的判断，径直称《演叨赋》：“借此三东说念主为辞，以推皇帝诸侯之苑囿。其卒章归之于检朴，因以风谏。”称《难蜀长者檄》：“相如使时，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，大臣亦以为然。相如欲谏，业已建之，不敢，乃著书，借蜀长者为辞，而己诘难之，以风皇帝，且因宣其使指，令匹夫皆知皇帝意。”他合计扬雄作《校猎赋》《长杨赋》《酒箴》“聊因文字之成文章”，接洽都是为了讽谏（《扬雄传》《游侠传》）。在《匡张孔马传》中，他记叙在成帝即位之时，匡衡上疏，称其接洽亦然为了“戒妃匹，劝经学威仪之则”。在《两都赋序》中，他称司马相如、虞丘寿王、东方朔、枚皋、王褒、刘向等的“夙夜论念念，日月献纳”，倪宽、孔臧、董仲舒、刘德、萧望之等的“浅薄间作”，都是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，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，雍容揄扬，著于后嗣，抑亦雅颂之亚也”，强调是儒家境义中中枢的忠孝之义和讽谕之情。

  “六经”之文，早有儆戒之义，《尚书》所谓“儆戒无虞”。《周易》“开物成务”“以此斋戒，以神明其德”的宅心，《诗经》“式讹尔心，以畜万邦”（《小雅·节南山》）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”（《大雅·荡》）的嘱告，《乐》自有“改俗迁风”的作用，周公作礼以“戒慎乎其所未睹”“戒勿越”的接洽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“乱臣贼子惧”的成果，都显浮现“六经”创制皆有“垂教”的本义。以儆后世，亦然《汉书》写稿的贵重接洽之一，作家在《叙传》中明确地标示出来。如：“一火德不报，爰存二代，宰相外戚，昭韪见戒，述《外戚恩泽侯表》第六。”“统微政缺，灾眚屡发。永陈厥咎，戒在三七。邺指丁、傅，略窥占术。述《谷永杜邺传》第五十五。”“彼何东说念主斯，窃此焕发！营损高妙，作戒后世。述《佞幸传》第六十三。”这是史家的应有之义，亦然对儒祖传统的秉捏和繁密。

  赵翼《廿二史笔记》说汉初“每有大事，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短长”，原因是“法制未备”。其实，不单如斯，通盘这个词汉代都具有援经按断这个特质，原因也还有“独尊儒术”的政事需乞降“折中于夫子”的主不雅崇仰，是以“以明经为君王师”者大有东说念主在（参阅《廿二史笔记·后汉书》“累世经学”条）。两汉书所记，多有其证，《汉书》更是径直称“纬《六经》，缀说念纲”（《叙传》）。班固在抒发念念想不雅点的“赞”语中多处称引儒家经典以为尺度，评价传主与史事。《汉书》100篇，有传赞者99篇，赞引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春秋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之语者，竟有35篇。而其中波及孔子者达22篇，有的用《春秋》之事，更多的引《论语》之言，有的用一言、一事，有的则连引数语，《古今东说念主表》中更是流畅引孔子之语5条：“孔子曰：‘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？’又曰：‘何事于仁，必也圣乎！’‘未知，焉得仁？’‘不学而能者，上也；学而知之者，次也；因而学之，又其次也；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。’又曰：‘中东说念主以上，不错语上也。’‘唯上智与下愚不移。’”既博采“经传所称”以“显善昭恶，规劝后东说念主”，又以此为据摆设等第挨次。这在文籍中是罕有的。

  强调讽谏之义也好，垂青引经论事也罢，班固保捏的是孔子的说念德原则，是儒家的伦理态度。为何为历史东说念主物立传？何如传承历史典则？班固遵照着孔子“依模画样”的原则。他赞美其父班叔皮“唯圣东说念主之说念然后全心焉”，说他：“仕不为禄，所如分别；学不为东说念主，博而不俗；言不为华，依模画样。”赞美之中，满含着钦慕和尊奉。在《叙传》中，他谈到我方撰著《汉书》的原因，是由于《史记》“元始以后，阙而不录”，是以才“探纂前记，辍辑所闻，以述《汉书》”。雷同是吩咐各篇写稿的动因，司马迁《太史公自序》均称“作”，如：“诸侯骄恣，吴首为乱，京师行诛，七国伏辜，六合翕然，大安殷富。作《孝景本纪》第十一。”“自孔子卒，京师莫崇庠序，唯建元元狩之间，文辞粲如也。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。”而班固《叙传》则均称“述”，如：“孝景莅政，诸侯方命，克伐七国，王室以定。匪怠匪荒，务在农桑，著于甲令，民用宁康。述《景纪》第五。”“抑抑仲舒，再相诸侯，身修国治，致仕县车，下帷覃念念，论说念属书，谠言访对，为世纯儒。述《董仲舒传》第二十六。”一字之差，却反馈出两者念念想原则的不同，司马迁体现的是汉代文东说念主的创造意志，班固则反馈的是汉代文人的守说念精神。

  班固以德论“文”，卓越了文人的东说念主格精神和文学的社会牵累，强调了文人的说念义不雅念和文学的社会价值。但由于他执着致使近乎执拗地“宗经矩圣”（《文心雕龙·史传》），因而也使得他弘扬出的价值判断具有矛盾性，评价屈原既称“灵均纳忠，终于千里身”（《后汉书·班彪传》载班固“奏议东平王苍”），又说他“露才扬己”，是“贬絜狂狷景行之士”；评价司马迁既赞同其“合德”的不雅念（《司马相如传》），又说他“短长颇缪于圣东说念主”（《司马迁传》）。这些方面，径直影响到了刘勰的文学评价，也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主流不雅点之一。

 （作家：张庆利，为珠海科技学院文学院教诲）